[原创]我的患难朋友(中)

我的患难朋友 （ 中 ）

这以后，天天办所谓的学习班，学习中央文件，向我交待政策，令我写交代材料。

我以让我好好回想、回想、好好考虑、考虑为由，还是拖着没有写一点东西。

吉林大学来的卜村燕、陈瘦恐两个人，急的抓耳挠腮的，他们又赤膊上阵了。他们冲我说：“我们都到你家去了，你妈都讲了赵宪君的一些问题，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？”

我立刻回敬到：“你就还去问我妈得了，你别在这问我。”

我说这话后，姓卜的直翻白眼，真是把他的鼻子都气歪了。

我这人就是不怕横的、硬的。

审查进行不下去了。

不几天，县、镇的领导也来了。有一个是军代表，带个眼镜，不知道姓什么，他得知我的这种态度后，在现场也是大放厥词，向我叫号：“你要想顽固到底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”等等。

怎么办？还是学习呗。

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

这期间，他们说的话，我非常反感，几乎不看他们。

他们一看没有主张了，有人捅咕叫老齐跟我说说。

镇“人保组”的齐宪景对我说：“刘老师，我说点我个人的看法，如果你认为不能接受，就当我没说，你看中不？”

我表态让他讲。

他说的大意有两点：一是大势所趋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这是组织搞的运动，你个人有多大能耐对抗到底？二是可能你认为，现在组织掌握的与你自己认为的有出入，这不要紧。实事求是嘛，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，如实说清楚嘛。我们几个都是局外人，谁也不清楚当时的情况，只有你自己最能说清楚，你要自己解放自己。我的看法是，咱们先不去下结论，你如实把与赵宪君交往的前因及过程都交代清楚了，我看对我们、对你自己，都是卸掉了压在身上的包袱，我们都解放了等等。

虽然，镇“人保组”的齐宪景是当时公安的人，但是并没有象那些人对我恫吓或者是炫耀武力镇压，相反是如此通情达理，对我如此客气。

我当时很受感动，我想在这种场合还能有人把我当人待的，真属凤毛麟角，上哪里去找啊。

而那些势利小人，落井下石，他与那些人就是不一样。

于是，我表态说，我考虑考虑。

以后那些天，我就开始写与赵宪君交往的前前后后，我如何认识的他，如何参加小“红旗”组织、我们怎样被压垮的、我到赵宪君家和赵宪君到我家都干了什么事情、在萧维加（其父为萧三，母亲叶华为德裔，他们怀疑是苏修特务，是我们的黑后台）家里干了些什么、与高绪武、邵小妹他们交往又干了些什么、“文革”时武斗期间我们为什么要退出，我们集聚在一起都干了什么、与长春的十六军杜海林副军长接触干了些什么……

我被圈在北票镇里，白天写，晚上写，几天的功夫写了好几万字的交代材料。

齐宪景看了之后跟我说，“你怎么写的有点象长篇小说似的，过程是不是写的太细了？”

这一段时间，他们看到了齐宪景讲话我还能听进去，别人也就不再往前凑合了。

县“人保组”的秦子富说这几天胃口不好，要去医院看看，他离开后再没有出现。（老秦一直不多言多语，对我还是挺客气的。）

王玉讲学校已经离开多日了，也得回去看看，他也不来了。

县教育组的那个王八蛋也走人了，而他们对我说的理由是，他们单位有事情需要他回去处理。

最后，就剩下吉林大学来的三个人、齐宪景，还有学校的两个负责我专案的王福来师傅和王树波，总共就六个人了。

吉林大学来的那几个人看到我的写的材料后，很不满意，认为我是在给自己开脱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几个人就是反革命的小集团，我与赵的关系还胜过别人，问题相当严重。

但是，他们认为的我们有一系列反革命言论，我无论如何也是写不出来的。他们在我身上再榨不出多 少油水了，再说他们在这小小的北票县城里已经陷入好几个星期了，觉得我的价值不大了，他们打马回府了。

吉林大学来的那几个人，拍拍屁股走了，可是给北票县的官老爷们留下一个大大的难题：刘×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怎么给他定性？他们商量来商量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最后，是学校的领导人王玉出面向我交代：“虽然赵宪君的问题你交代过了，但你的问题并没有完，你不要心存侥幸心理，还是要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，有多少交代多少，绝不能对组织隐瞒，更不能欺骗组织。你的问题是相当地严重了，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教学生了。从现在起，你继续接受组织对你的深入审查，地点还是在镇里，不能去学校接触任何人，但是，晚上可以回家了。每天按时到镇这个会议室，赵宪君的问题、别人的问题也是可以继续向组织交代的呀，你自己没有交代的问题，你也要老实交代呀。如果不是吉林大学的人来北票，你在文革中干的那些事儿，不就蒙混过去了吗？现在的重点是交代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。……”他说话，咬文嚼字，慢慢吞吞，又拉细了嗓音，有时候象老娘们腔似的，有时候象老太太腔似的。反正我听着是特别的憋扭，我听到的声音象是从他的腮膀子两边发出来的，难听死了。

他又给我点出了：我给赵宪君以“郭南”名义写暗信、我在长春公社派新生时刷大标语、我去北京萧三家（萧维加的父亲手稿等重要资料）往长春抗一麻袋“黑材料”为他掩护等，都极需彻底地的交代清楚。

就这样，我在镇里又呆了几个星期。

再到后来，所谓的九人专案组，最后就剩下三个人了。

齐宪景看到我按着他说的去做了，很高兴。他也跟我说，这回他也得上医院了，他扭过头跟我说：“你看，我这急性子的人，一着急上火，就闹毛病，不去医院不行了。”

我一看，他脖子后面长了好几个大疖子，有的都快出头了，如果不去医院还真怕感染。

齐宪景这人心直口快，没有把我当专政对象，还象请示似的与我交谈。以后的接触长了，他的这一特点越发明显了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好感。

时间过了“五、一”，他们说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，需要继续在镇里办学习班。现在还不能回学校，已经没有可能让我上课了。

后来知道，这一段时间，他们派出了王福来师傅和王树波两个人，去了长春对我做外调。从我在小学、中学，一直到大学的情况，我父亲的情况，我长春家庭的情况等等，方方面面，调查了个底朝天。

一直到六月份，王树波他们回来后，才告诉我暂时可以回家了，但问题并没有结束，随时听候处理。

……